e路配资 “美人鱼”现身南沙群岛，中国儒艮种群会恢复吗？
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编辑 白爽 校对 张彦君e路配资
8月20日，南沙群岛永暑礁驻岛环保部门与中国科学院岛礁综合研究中心发布消息称，今年7月以来，驻站科研人员在我国南沙群岛永暑礁近岸海域持续监测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儒艮活动。
这算意外惊喜。2022年，这个有着“”之称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宣布在中国大陆沿海功能性灭绝。今年3月，在中国台湾省宜兰县海域，当地渔民也曾发现一头被困于定置网内的儒艮。
据新华社报道，此次在永暑礁监测到的儒艮，是科研人员近30年来在我国南沙群岛及南海中部海域首次有科学影像佐证的儒艮活体记录。
南沙群岛永暑礁近岸海域监测到的儒艮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官网视频截图
儒艮隶属海牛目，该目分为海牛科与儒艮科。化石记录表明，早在5000万年前，儒艮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公开材料显示，儒艮主要栖息于西太平洋与印度洋南北纬27°间的热带和亚热带海域，分布区呈间断状散布在40余个国家和地区长12.8万千米的海岸线上。
有专家提到，澳大利亚现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儒艮种群，分布于西澳大利亚鲨鱼湾到昆士兰州摩顿湾之间的广阔海域。世界第二大儒艮种群则分布在印度洋波斯湾。在我国，历史资料表明，儒艮至少在我国的台湾、广东、广西、海南有分布。
王敏幹是资深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专家和儒艮专家，现任卡塔尔海湾区鲸鲨保护中心执行主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海牛目专家组委员。他也是中国科学院极地科学委员会顾问。
2022年，卡塔尔发生多起儒艮幼崽搁浅事件，王敏幹作为拥有该物种经验的海洋生物学家，被委托负责照顾搁浅的儒艮幼崽，他还详细记录了三头搁浅儒艮的救助过程和结果，这对于未来中国的海洋动物救助、儒艮重引入和种群复苏工作具有借鉴意义。此外，王敏幹还是联合国环境署《全球儒艮状况评估》（2002年，2024年）的共同作者。
今年在中国两次监测到儒艮，是否意味着儒艮种群在我国可以重现？当前全球儒艮的生存状况如何？儒艮种群恢复有哪些量化标准？围绕相关问题，8月21日，新京报记者专访王敏幹。
图为王敏幹 受访者供图
儒艮很可能是漂流而来，身体偏消瘦、不算健康
新京报：科研人员在永暑礁海域观测到了儒艮。这次发现是偶然的个体“游荡”事件，还是预示着儒艮种群在我国或有缓慢恢复的“必然”信号？
王敏幹：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次更可能是个体偶然出现在永暑礁海域，而不是一个种群稳定存在的迹象。儒艮通常依赖海草床作为主要食物来源，但永暑礁附近并没有已知的大型海草床分布。结合海流和季风的影响，我认为，这头儒艮很可能是从越南、菲律宾或印尼一带漂流而来，而不是说明本地已经出现了恢复的种群。
新京报：你通过何种方式看到这次被发现的儒艮？它当时的状态如何？
王敏幹：我是通过科研人员提供的视频和影像资料确认的。从画面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就是儒艮。它没有背鳍，身体呈棕色，头顶有一对鼻孔，这是最典型的特征。影像中，它大多停留在水面下方缓慢活动，时不时浮出水面换气，这属于正常行为。但让我担忧的是，它背部的骨骼线条相当明显。健康的儒艮背部应该是圆润饱满的，如果能看到明显的脊椎骨，就说明它可能已经缺乏足够的食物，身体状态偏消瘦。不过，从呼吸节律来看，它并不处于严重的急迫困境。
儒艮每天需要摄入几十公斤的海草来维持基本代谢，如果长期得不到充足食物的话，就容易出现营养不良，甚至饥饿的迹象。这头儒艮的消瘦，很可能与漂流过程中离开了海草床栖息地有关。不过，从呼吸和浮沉的节律来看，它并没有表现出急迫或严重衰竭的迹象，暂时还维持着正常的生命活动。所以，我整体判断，它是一头成年个体，处境并非危险，但绝不算健康。
新京报：永暑礁周边的海草床生态系统，是否能支撑一个儒艮小种群长期生存和繁衍？从长期来看e路配资，永暑礁海域是否能成为覆盖南海或跨国界的儒艮保护的关键支点？
王敏幹：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儒艮和海草床的关系非常紧密，它们只吃海草、不吃别的，可以说“有草才有儒艮”。
成年儒艮每天的进食量非常惊人，根据最新科学研究推算，它们每天至少需要吃下40~65公斤的喜盐草，或者20~40公斤的二药藻海草，才能满足最基本的能量需求。如果处在生长或繁殖阶段，能量需求还会显著增加。正因为食物来源如此集中，一片健康、连续的海草床对儒艮生存至关重要。
卡塔尔海域的海草床，儒艮的繁衍极其依赖海草床的面积和质量 受访者供图
从永暑礁来看，目前并没有发现能够长期支撑儒艮族群的大片海草床。这里有珊瑚礁、海龟和玳瑁等物种的记录，生态价值不可忽视。但若是要维持一个稳定的儒艮种群，还需要足够广阔且持续健康的海草生态系统。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儒艮只能短期停留，无法长期繁衍。
长期来看，永暑礁由于地处南海中部，位置十分特殊，如果在未来通过跨国合作恢复和保护海草床，它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区域性的科研和保护支点。事实上，儒艮已被纳入联合国《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CMS）的框架，并有专门的“儒艮谅解备忘录”（MOU），涵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南沙和周边海域如果能够融入这类国际保护网络，就有机会在未来成为连接不同儒艮栖息地的重要节点。
踪迹难寻，全球儒艮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新京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儒艮的？第一次看到儒艮是什么场景？
王敏幹：我从1997年开始关注中国儒艮，并在1997年至2001年期间，先后四次到广西合浦沙田镇调查当地儒艮情况。第一次去沙田是在1997年5月，当时我亲眼看到一条被鱼炮炸死的成年儒艮。渔民已经把它的肉分掉了，渔政人员到现场时，只剩下头和尾巴，被放进冻库保存。研究团队到达时，他们把头尾展示给我们，这才确认当年当地仍有儒艮存在。
在沙田附近海域，我们也曾看到3头儒艮浮出水面呼吸。我们利用水下鱼群探测器，还发现海底约20多英尺深处有一条刚离开海床的儒艮，看起来像准备浮上水面。当地渔民告诉我们，捕鱼时偶尔会看到儒艮浮水呼吸，也会偶尔搁浅。
到2000年，沿岸开发导致海草床被破坏，我们再也没有发现儒艮的踪迹，这也说明了它们对海草栖息地的高度依赖。
新京报：你参与过联合国环境署《全球儒艮状况评估》的撰写。从全球范围来看，儒艮种群急剧减少的“警示灯”是从哪一年亮起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王敏幹：从全球范围来看，儒艮种群的急剧减少，其实早在20世纪中期就开始显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沿海捕猎、渔具缠绕、船只碰撞、开放式螺旋桨伤害等事件频繁发生，导致很多传统分布区的儒艮逐渐消失。随着时间推移，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都显示儒艮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这时“警示灯”已经亮起，国际社会开始对儒艮的未来表示严重担忧。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的种群减少速度不同，一些发展迅速的沿海地区或海岛国，由于过度捕捞和海岸开发，儒艮往往很快在当地灭绝。
导致数量下降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栖息地丧失，尤其是海草床的破坏。海草床是儒艮唯一主要食物来源，但填海、沿岸开发、污染、疏浚等人类活动，以及气候变化，都会破坏海草生态系统，让儒艮失去食物和栖息地。其次是直接人类干扰，如渔具缠绕溺死、船只马达撞击致死等。儒艮的生殖率本身就低，这些压力累积起来，导致种群数量剧减。
在国际保护层面，通过《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和《儒艮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希望改善儒艮生存环境。我在撰写《全球儒艮状况评估》时有一个深切的感受是，儒艮的迁徙性意味着保护必须跨国协调，保障生态连通性，种群数量才有可能止跌、回升。
新京报：就目前而言，全球儒艮的生存状况如何？
王敏幹：总体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在多国已经濒危。澳大利亚北部和一些东南亚海域仍然有相对稳定的族群，但很多地区已经出现锐减甚至消失的情况。
在全球范围内，儒艮被列为“易危”物种，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有效保护，它们可能会进一步滑向濒危的境地。
科研人员在日本冲绳海域海底发现的一条儒艮觅食路径 受访者供图
随洋流而来的儒艮，在我国周边海域没有稳定栖息地
新京报：2022年，儒艮曾被宣布在中国大陆沿海功能性灭绝。但今年在永暑礁和台湾省东澳湾都发现了儒艮个体。这是否说明，我国周边海域依然具备儒艮生存和种群恢复的潜力？
王敏幹：这些零星的发现确实表明，我国周边海域仍有儒艮偶尔出现的可能性，尤其是受洋流带来的“过路”个体。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儒艮并没有真正的稳定栖息地。
目前，海草床面积不足，无法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同时缺乏系统的保护政策和相应设施来保障它们的安全生存。船只航行、渔具缠绕、开放式螺旋桨撞击等人类活动仍然对它们构成威胁，因此这些偶尔出现的个体是难以在当地海域建立繁殖种群的。
要谈论儒艮种群真正的恢复潜力，就必须在海草床恢复、海洋保护区（或者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生态廊道连通、栖息环境安全以及长期保护管理措施上取得实质进展，否则所谓的“恢复”仍停留在理论层面。
新京报：20多年前，你参与撰写了《中国儒艮现状及保护策略》和《儒艮保护区考察工作报告》。这两个学术报告重点想向外界说明哪些内容？
王敏幹：我们当时想传达的最重要信息，就是中国的儒艮种群已经处在极度危险的边缘。如果追溯历史，儒艮在我国海南、广西一带曾经比较常见，但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捕猎、炸鱼等活动，数量急剧下降。我们在报告中回顾了这些事实，并特别提到1997年北海合浦一只儒艮被炸死的案例，那是当时能确认的最后几只中国儒艮之一。报告的重点就是提醒公众和决策者——如果不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儒艮会从中国海域彻底消失。
另一个核心信息，是把“保护儒艮”提升到“保护栖息地”的高度。我们调查发现，广西合浦和海南西部的海草床当时已经被渔业活动严重破坏，而儒艮每天需要大量进食海草才能生存，这种高度依赖意味着一旦海草床退化，儒艮就没有未来。所以我们在报告中强调，必须加大执法力度，减少非法捕捞，恢复和保护海草床，同时要通过教育提升沿海社区的保护意识。
这两份报告释放的信号其实很明确。一方面，儒艮在中国已经濒临灭绝，情况紧迫；另一方面，保护不仅是救一头动物，而是要守护整个海草床生态系统。这种思路在今天依然适用。遗憾的是，中国的儒艮还是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对此，用“痛心疾首”都不足以描述我的心情。
如果放到今天更宏大的背景下来看，人类正面临所谓“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全球物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海洋也不例外，从珊瑚礁到鲨鱼、海龟，再到儒艮，很多物种都在短时间内遭遇了急剧的衰退。儒艮只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它的消失，是一个物种的丢失，反映的是整个海草床生态系统的脆弱、断裂。
我和王丕烈（中国海洋哺乳动物研究领域先驱）当年合著学术报告，通过儒艮发出警示，实际上是想呼吁：如果不尽快行动去保护关键的生态系统，海洋生物多样性将继续以加速的方式流失，而这种损失往往是不可逆的。所以，对其他濒危物种必须未雨绸缪，不能等到只剩零星目击时，才开始紧张。
王敏幹照顾儒艮幼崽 受访者供图
衡量儒艮种群恢复有三个量化标准
新京报：为了保护儒艮等大型海洋哺乳动物，我们目前在做哪些努力？
王敏幹：一方面，中国在加强海洋保护区的体系，其中就包括对儒艮在内的大型哺乳动物分布和活动的调查，尤其是结合卫星监测、声学监测等新技术；另一方面，中国也在推动跨国合作，因为儒艮的分布跨越多个国家海域，需要区域性保护。与此同时，保护和恢复海草床是长期工作，目前已经有一些试点项目。
新京报：什么样的量化标准可以说明儒艮种群恢复了？恢复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王敏幹：衡量儒艮种群恢复，主要可以看三个量化指标：第一，是否有稳定的繁殖种群，也就是母子个体是否能够连续出现；第二，幼体的生存率是否持续保持在合理水平；第三，栖息环境是否充足、可持续。
具体来说，要让儒艮种群真正恢复，需要同时满足几个条件：海湾和沿岸的海草床面积要足够大，保证它们有充足的食物和活动空间；海湾环境必须相对安全，人为干扰和威胁要降到最低，比如减少船只碰撞、渔具缠绕等；保证新生儒艮的存活率，让幼体能够成长为成年个体。
儒艮属于在人类看来是非常“害羞”的海洋哺乳动物，它们对噪声、船只航行、渔具活动甚至潜水观察都非常敏感，一旦受到干扰就可能迅速离开栖息区，或者改变觅食和休息行为。这种高度警觉性意味着在保护和调查儒艮时，必须尽量减少人类活动的干扰，保持安静的环境，否则会影响它们的生存和繁殖。
儒艮未来仍有希望在中国沿海恢复种群
新京报：作为数十年研究儒艮的专家，在你看来，儒艮种群还可能重新在中国海域繁荣起来吗？
王敏幹：恢复儒艮种群，理论上有两条路径。一条是自然回归，即通过改善沿海生态环境，让零星的野生个体或邻近国家的种群逐渐扩散、重新定居。另一条是物种的重引入，也就是说，从健康的种群中，将适应性强的个体引入中国沿海，重新建立稳定的种群。
考虑到中国沿海的儒艮已经功能性灭绝，自然回归的速度可能非常缓慢，因此“重引入”也可以作为一种策略，但前提是必须确保充足且健康的海草床，以及稳定的保护措施，否则新引入的个体难以长期生存。
国际合作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例如，澳大利亚有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儒艮种群；在我现在工作的卡塔尔，卡塔尔海域拥有世界第二大儒艮种群，个体数量在600~700之间，其中母仔对的比例显示种群健康、繁殖正常、食物充足。这说明，在适宜环境中，儒艮完全可以恢复繁殖能力。如果中国沿海的海草床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修复，并通过现代监测技术对栖息地和个体进行科学管理，未来跨国引入和合作有可能让儒艮重新定居中国海域，成为恢复本地生物多样性的一种可行路径。
在卡塔尔海湾地区拍到的一对儒艮母子 受访者供图
不过，要恢复儒艮种群，无论是自然回归，还是物种重引入，都非常复杂，需要综合考虑生态、社会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我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从更大的角度看，这类工作也契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同时呼应《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对生态系统恢复和物种保护的要求，以及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倡议的方向。
说实话，这条路不容易，也需要长期努力，但科学手段、生态修复和国际合作结合起来，儒艮未来在中国沿海的恢复仍然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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